本文摘自《秦汉与罗马》，作者：徐波，出版社：黄山书社

罗马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汉代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各放各的光芒，各自照亮了一大片地区，正是“相互辉映”。本来罗马文明和汉文明是两回事，但是放在一起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比较。其实，当初我们策展的时候倒没有敢于太强调这一方面。因为两个文明的比较是很难的。但比较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很难避开。

一、可比与不可比

可是在作比较之前，有些情况应当说清楚。比如有一篇介绍本次展览的文章，题目叫《丝绸之路的两端》，就是说有一条丝路，这一端是罗马，另一端是中国的汉。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在中国古文献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名称。由于它并不是过路的客商在实践中叫出来的地名，所以加给这条道路的某些说法与史实不尽符合。比如一般认为其开通的时间始于张骞赴西域。但张骞的两次出使，先是为了联合月氏，后是为了联合乌孙，目的都是在军事上夹击或钳制匈奴，即所谓“断匈奴右臂”，与开拓商路无关。匈奴有能“控弦”的士兵四十万，比后来蒙古或后金的兵力都多。那时的匈奴对汉朝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巨大的危险。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和军事性的。在整个汉代，无论政府或民间均未曾组织过外销丝绸的商队。

甚至直到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在地图上仍是一条虚线。唐初贞观年间，玄奘要到印度去，走出河西走廊以后，说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草木不生，人烟绝迹”，玄奘说自己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嗟乎，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哉”！所以丝绸之路在当时只有一个大概的朝向，然后是探险式的九死一生地穿越，并没有一条现成的路。

虽然，中国的丝绸很早就在境外发现过，那是通过很多中间环节，一站一站逐渐传过去的。这时候罗马和汉不是一条畅通的丝绸之路的两端，并不是京沪铁路，这边是北京西站，那边到上海下车。所以，汉和罗马这两个文明很多地方是难作比较的，有的是不能比较，有的是不好比较。

首先，不能比较的是社会制度。

罗马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是奴隶。罗马是奴隶占有制国家，罗马公民后来基本上不参加劳动。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解放后，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讨论了很多年，最后大多数人都认为汉代不是奴隶社会。特别是前些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有《二年律令》，就是吕后二年时政府颁布的一些法律。它表明当时国家向全体登记在籍的民户授田宅。按二十等爵的顺序，由低到高，数量依次递增。爵位高的人得的田宅多，这里不去说它。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无爵的“公卒”、“士伍”、“庶人”，也可以获得1顷田（100亩）和1宅（约合9亩，用作宅基地）。纵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例外，庶人应得的田宅不见得如数兑现。但从总体上说来，“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小农模式，已然在全国建立起来。除了灾年之外，广大庶民的生计都有可能达到当时被认可的温饱线。后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加以土地被兼并，底层农民有的走向破产。但是江陵凤凰山10号墓出土了一套简，其内容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政府发放救济粮的单子。单子里记了25户人家，平均每家约25亩地，他们都是当时的贫苦农民。也就是说，到了东汉中期一个贫苦的农户还能保持差不多25亩地。所以汉代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小农，而罗马主要是奴隶。双方在这方面不能比。

另外，还有些方面也无法比较，比方说宗教。我们知道汉代人宗教观念比较淡，虽然有各种信仰，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全国人民共同崇拜的大神。中国人一直到后来也是宗教观念比较淡。出大殡时道士、和尚、尼姑都来，是一个大杂烩。

大家知道，宗教信仰无法用科学方法证明。在那个国家是大神，到这个国家人家不认你了。所以宗教信仰这个问题不好比较，因为它牵扯很多问题。汉代最高的天神叫太一，太一现在念起来都有点口生了。在汉代 400年中，太一像就发现过有数的几次。可见汉代最高的天神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被敬而远之，与罗马无法比较。

另外，有的民族有它独特的历史传统，从而在文化艺术方面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成就。它是很长的历史积累，是整个内因外因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是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情况里，不容易结出这样的果实。比如这次展览中有罗马雕像，大家能看到真是非常不容易的，它们在意大利也是重要文物。西方注重人体美，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些参加者是光着身子跑的。中国当时讲究礼制，认为光着身子登不了大雅之堂。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出现以写实手法表现人体美的雕塑家。在汉代，我们不知道谁是雕塑家。在希腊罗马就有，比方说菲迪亚斯、米隆等，很多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在那儿。汉代没有雕塑家这么一个职业，指着雕塑艺术来吃饭是不行的。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者当中甚至还有刑徒，不是专业的艺术家做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些特殊成就有时候不太好比较。

当然，就生产生活的具体领域而言是可以比较的。但我们首先应当把它们的背景弄清楚。比如我们这次展览里有罗马的铜阀门及铅水管，还有汉代的六边形陶管，《丝绸之路的两端》说这都是城市供水的公共设施，不是的。六边形陶管是下水道，走脏水的；罗马那个阀门是供清水的，因为罗马很讲究从山上引下水来，等于是自来水一样。罗马的引水管经过大洼地时，曾修建由几层拱券承托起的巨型渡槽，其中有的一直留到现在，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是，我们不能把下水道和人家上水的阀门相比。而且比较完了之后还引用观众的观感说：为什么我们中国出现这样的东西这么晚？人家的多好，我们六边形的陶管多不像样子。作这样的比较就有点不考虑事情的背景了。

罗马的城市重视供水，水的分配有一套制度，什么样的贵族可以用多少水，身分再低的用多少水，挺麻烦的。而且西方学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后来衰落的原因之一是铅中毒，就是因为铅管里的水铅超标了，以至于使罗马人的智商降低了。但也有人说，水管使了这么多年，罗马早期昌盛的时候不也是喝铅管引来的水吗？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可是前一种说法如果有一点可以成立的话，那就不如干脆喝汉代的井水了。所以，进行比较要慎重，性质不同的事物拿来作比较是不太合适的。

二、生产、生活情况试比较

下面我很冒昧地把汉代和罗马的一些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试作比较。

首先说农业。

农事的第一道工作是耕地。耕地用犁。早期的犁上仅仅装有犁铧，只能破土开沟，不能把耕起的土垡翻转过去。而后一项功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土垡翻转以后，接触到阳光空气，生土会变成熟土。同时杂草随之埋进土中，还能起到压绿肥的作用。

土垡的翻转是由犁铧和犁壁之连续的弯曲面完成的，其中关键的部件是犁壁。汉代已经发明了犁壁，在陕西西安、咸阳以及山东安丘、河南中牟等地均曾出土，有向一侧翻土的鞍形壁和向两侧翻土的菱形壁。罗马的犁没有犁壁这个部件。后来欧洲农民在犁上安装了木质的“泥土翻版”，其作用接近犁壁，但不如汉代之铁犁壁光滑适用。而且“泥土翻版”的出现不早于11世纪，已远在罗马之后了。

除了翻土，我们看粮食去壳（去糠）。罗马人是拿着一个篮子，站到山坡上顺着风向来回抖把糠吹出去。而中国在汉代就有了效率很高的扇车。这个东西罗马根本没有，不好比较。

中国粮食作物是粟（小米）、水稻，罗马不是，所以也不能作比较。不过汉代有小麦，罗马也有小麦，小麦磨出来的面做成面食。汉代的面食叫饼，什么都叫饼，连撕面片也叫汤饼，蒸馒头叫蒸饼。罗马人是面包。可是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就有发面，当时叫起酵饼。罗马人吃面包，现在的面包挺好吃，可是那时候的面包是不发酵的，是死面的。《圣经》里经常提到不发酵的 “无酵饼”。欧洲到16世纪以后才有发面的面包，但也不是生物发酵，是利用小苏打，发起来以后产生气泡，所以整个面包中间就有眼儿了。用小苏打发面包以前，欧洲一直是烤死面的面包。烤出来以后，如果放了几天再吃，可就考验你的牙口了。15世纪，奥斯曼帝国攻打亚美尼亚的时候，有位妇女拿个面包一下子就把一名奥斯曼将军的脑袋开了瓢。大概，死面面包就像砖头一样坚硬。

中国古代发酵的工艺很先进，所以酿酒的技术很高明。我们知道世界上造酒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发酵的果酒。以浆果作原料，其中的糖分经过酵母菌的分解，就能生成酒精。后来用粮食作原料，须先经过酒曲的糖化作用，使粮食中的淀粉分解成简单的糖，再经过酵母作用产生酒精。第三阶段是通过蒸馏的方法，使酒醅中的低浓度酒浓缩成酒精度高的白酒。最后这个阶段汉代和罗马都没有达到。罗马人喝的葡萄酒接近自然发酵的果酒，而汉代人喝的却多半是酿造技术更高的粮食酒了。

除了农业之外，我们讲讲手工工具。

这次展览中有一些基本的生产工具，不论罗马的也好，汉代的也好，非常相像，说明人类有很多共同的想法。但是，有些司空见惯的工具中国没有罗马有。比如架锯，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就很普遍了，中国却没有。三国时陆玑写了一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讲《诗经》里的植物、动物。这部书里凡是说到树木的时候，必然强调木材的纹理直不直。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架锯，开解大木，是沿直线一个一个打楔子，最后撑裂。北京丰台那边有一个大葆台汉墓，其中有木头垒的墙，即所谓“黄肠题凑”。那些木方子都是劈开的，所以与纹理直不直很有关系。架锯的图像在我国最早见于《清明上河图》。图中十字路口有一个修车的车摊，地下放着一把架锯，那是在中国资料中看到的最早的架锯。中国此前有刀锯，都比较小，是无法开解大木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刨子，什么时候有的？到了明朝才有。虽然我国的刨子和罗马的刨子颇有相近之处，但罗马刨子上的手柄是一前一后顺装的，中国刨子的手柄则横装于两侧。而且中国刨子是自固有的平木工具“枪”发展出来的，并非从西方引进。如果当时真像有些人说的，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么，罗马的架锯和刨子应该同时传到中国来。不但当时没传来，而且这两样这么重要、这么好用、木工简直离不开的东西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却前后差了近5个世纪，一个是南北宋之交，一个是到了明朝。所以很难说当时中国和罗马曾发生过直接联系。

考古发掘的成果告诉我们，已知的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都和中国边境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沃澳，是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铜镜和罗马金币。又如在阿富汗北部的席巴尔甘，发现了几座大月氏贵族墓，出土物中也有汉代铜镜和罗马金币。而在罗马本土或汉地却没有这样的例子。

下面看一下冶铁。

现代国家要发展工业，冶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人类冶铁都是从块炼铁开始。将铁矿石和木炭一同放在炉子里加热，可以通过化学上的还原作用生出金属铁。但铁矿石在熔化后的还原过程中，变成疏松的全是气孔的海绵状物，还原出来的小铁珠凝固并隐藏在渣块中。它叫块炼铁，也叫海绵铁，含碳量很低，相当软。之后，在反复加热锻打中挤出渣子，并由于同炭火接触，渗碳增硬而成为块炼钢。我国在西周末已有这样的铁和钢。而且，中国在商周时已有炼铜的竖炉。沿袭了这一传统，到春秋早期就用竖炉炼出了铸铁。山西曲村-天马遗址出土了春秋早期和中期的条状铸铁，长沙窑岭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铸铁鼎。可是罗马人一直未能走出锻打海绵铁的模式。那里的冶铁之神的造像手里永远拿着象征锻铁的火钳和锤子。公元初年罗马的炼铁炉有时因为过热炼出了铸铁即生铁，然而由于生铁一锻即碎，所以都被当成废料抛弃了。

而我国古代不仅炼出铸铁，还发展出一套以铸铁为基体的热处理技术。铸铁性脆，韧性比较差。可是如果将铸造件长时间加热，使铁中的化合碳发生变化，就可以改变其质地。汉代用这种方法生产出可锻铸铁和球墨铸铁，性质已接近铸钢。更不要说汉代的炒钢和铸铁脱碳钢的工艺是何等巧妙而合理了。汉代冶炼钢铁的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西方，铸铁的应用要晚到公元 14世纪，可锻铸铁要到公元18世纪，而现代球铁是英国学者莫罗于二战后的1947年首先公布的。所以罗马与汉在这方面简直无从比较。罗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公元1世纪时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就说：“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中国来的钢相媲美。”

前些年在电视上播出的《汉武大帝》，导演称这是新古典主义，直接取材于正史。片中匈奴兵和汉兵打仗，匈奴兵用刀一挑，汉兵的刀剑都断了。没办法，派张骞去西域找大月氏女王，说我们汉朝的刀根本不成。于是大月氏女王给了张骞一点黑不溜秋的面面儿，大概代表炼钢用的添加料。其实古代的钢都是碳素钢，无须添加料。合金钢要到近代才出现，而且所添加的如钨、钼、钒、钛等难熔金属，古代根本不曾利用。碳素钢中除去铁元素以外主要含的是碳，难道张骞不远万里跑去就是为了要点在汉地唾手可得的木炭末吗？这样硬把我国古代的优势项贬成劣势项，也太离谱了。

再来说说罗马的钱和中国的钱。罗马的金、银、铜钱都是用钢模打压出来的，虽然上面的人像相当美观，但一个一个地打，很费工，同时也限制了它的供应量。汉代的钱是用叠铸法铸出来的。据西安郭家村铸钱遗址出土物得知，用叠铸法一组陶范一次可铸出铜钱184枚。所以汉代的钱币供应充足。自武帝以迄桓、灵，汉代五铢钱的面径均在2。5-2。6厘米之间。 400年当中铸出了几亿枚，但基本一致。货币是流通手段又是价值尺度，金属钱币长期保持稳定，无疑是一大优势。

下面看建筑。

罗马的建筑和汉代的不同。罗马建筑主要是石头构筑的。我们常常感慨汉代没有大建筑物留下来，不像古埃及、古罗马有那么多壮丽的石构建筑保存至今。其中最典型的是埃及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最适合石头的特点，是一块块平着叠起来的，形状非常稳定，而且有的非常巨大。比如开罗以西吉萨地方的大金字塔，高147米，底边长230米，用石材约300万块，平均每块重2吨，整座金字塔重约600万吨。吉萨本地不产石材，这600万吨石头要从外边运来。据希罗多德记载，仅是为了铺设运材料的道路，就用了10万人，花了10年时间。假若没有古埃及所拥有的大规模奴隶劳动，没有极度的宗教狂热，这种建筑物是盖不起来的。罗马继承了地中海地区各古国积累起来的建筑技术，特别是他们又发明了用柱子支撑起的石拱券，进而创造出十字拱和穹顶。古罗马是一座“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凯旋门、大浴堂等之雄伟，即便是临街所建二层或三层的公寓楼也不逊色。至今走进罗马的建筑遗址，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

但东、西方的建筑体系大不相同。中国古代不是石构建筑而是土木建筑。在这里可以就地取材，将黄土夯实，破坏了其自然状态下的毛细结构，就成为密度较大，且有一定的强度和防潮性的夯土。如用版筑法施工，就可以打成夯土墙。结合木构的梁架，就可以建成房屋。它的建筑者基本上是庶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诗·灵台》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像灵台这样的一座大建筑也没几天就建成了。甚至一些巨型建筑，如在西安的西汉明堂辟雍遗址中见到的，也是以夯土台为依托，在高大的阶梯形土台的顶部建厅堂，又在四周建廊屋，使这些单层或多层的房子借助土台连结在一起，从而呈现出有主有从的配置效果，使整座建筑宛若巍峨的多层楼阁；体现出对实用和低成本的双重追求。中国当时使用民力是有节制的，“使民以时”，庶民服徭役从事大兴土木工程也不能耽误农时。中国没有可供任意驱使的奴隶大军，在这方面和古代西方不一样。

下面说交通。

原始社会运重物时常在地上拖，进而发明了拉东西的橇。后来在橇前部加上滚动装置，经改进后乃成为车。但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1492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前，那里一直没有车。印第安人行军的时候，辎重多由妇女背扛。旧大陆历史时期中的车多由牲畜牵引。衡量畜力车的性能时，关键问题是看它的系驾法，即如何将牲口绑在车上让它拉车的方法。在古印度是用牛拉车，车辕捆在牛犄角上。在古埃及、古罗马，拉车的受力点落在马脖子上。马颈部的生理构造和人类差不多，都是颈椎在后，气管、食管在前。那里的古车是让马用脖子拉车，所以跑得越快，越喘不上气来。这种方法叫“颈带式系驾法”，罗马车就是如此，而且往后一直沿用到8世纪。先秦时，中国古车采用“轭靷式系驾法”，汉代改为“胸带式系驾法”。这两种方法都不勒马的气管，驾车的马可以自由呼吸。所以中国古代的车战是在奔跑的车与车之间进行的。古代西方虽然也有战车，却不能进行车战。那里的车一般只用于奔袭或追击，接近敌人时，武士还得跳下车来进行步战。罗马帝国晚期于公元438年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中规定，最大的二轮车载重198千克，只不过相当3名战士的体重，要进行车战自然是捉襟见肘了。古罗马屹立在凯旋门和神庙顶上的战车雕塑，艺术水平虽然很高，却不能不认为其性能相当落后。

再说船。

前些年大家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舵对于船来讲非常重要。舵发明于中国汉代。1955年在广州东郊先烈路东汉墓中出土的陶船，有舱室三间，舵固定在艉部正中。虽然它只能沿舵杆的轴线转动，仍然残留着由梢演变来的迹象，但已经可以被确认为早期的舵。广东德庆汉墓出土的陶船在舵楼后壁开舵孔，孔的两侧有托架。虽然其舵与舵架上的支撑件出土时均已不存，但从结构看，此船上装的已可能是垂直舵。罗马的船上没有舵，是用两支舵桨控制航向。后来欧洲人将舵桨置于艉部右舷处。直到公元1200年前后，尼德兰地区的船工才制造出艉舵。汉代发明的舵，领先世界达一千多年。

下面说纺织。

纺织也有不好比的地方，比如说丝，虽然罗马人也穿，但丝极其高贵，与黄金等价。而且那也不是中国直接运去的，中间倒过多少道手。老普林尼说，中国人非常平和，非常礼貌谦虚。而且中国人只等人家来买东西，从来不往外卖东西。所以，汉代不是主动地上丝绸之路去贩丝绸，跟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麻可以比较。汉代的纤维作物主要是大麻和苎麻，罗马是亚麻。直到18世纪以前，亚麻在欧洲纺织原料中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我国则到了清代才有亚麻。这几种麻都要先沤再剥。麻纤维剥下后，则要撚成线。不论东方、西方，起初都是用纺锤来完成这道工序。纺锤由纺轮和拈杆构成。陶纺轮在全世界的古代遗址中都是常见之物。不过用纺锤绩麻效率不高，纱线的拈度也不够均匀。进而，汉代人制出单锭纺车。本来，丝是自然界的超长纤维，长度可达1000米，只要并丝，就成为丝线。但丝线上机织造前，须先整经络纬，络纬的用具为车。汉代人根据纺麻线的要求对车加以改造，制成了纺车，产量和线的质量都大为提高。甘肃武威磨嘴子22号东汉前期墓中曾出土木纺锭，则纺车的发明当不晚于西汉末。罗马不仅没有车，也没有纺车。那里将羊毛或植物纤维撚线，要先在腿上搓成粗纱。为了防止将腿搓伤，发明了一种扣在腿上的、有点像筒瓦那样的陶器，名纱轴。它的内膛与自大腿到膝盖处的曲线相适合；表面则有鱼鳞纹，以便搓粗纱。搓好了之后再用纺锤加拈，以便取得更紧密的细线。罗马人没有单锭纺车。它在欧洲的出现不早于公元13世纪。

丝也好，麻也好，纺成线以后，都要织成布帛。汉代通常使用的是斜织机。它有平置的机台和斜置的机架，二者成50-60°角。织者可以坐着，又可以看到面经和底经开口后，经面的张力是否均匀，有无断头。提综的动作最初是用手提，后来发明了用脚踏蹑（踏板）以杠杆原理带动传动件俯仰而提综。这样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打筘，或两手轮流投梭，使速度大为提高。这是织机发展史上一个突破性的创造；欧洲要到公元6世纪才出现这种装置，到公元13世纪才广泛应用。要织出带有复杂花纹的织物，汉代用的是提花机，除了用脚踏蹑控制地经外，另设一名提花工坐在花楼上用手操纵提花综束与织工合作。在汉朝王逸《织妇赋》中对提花机有很形象的描写。而罗马只有竖立的织机，和现代有些地区编地毯用的设备差不多，织工是站着操作的。在这种织机上一般只能织出平纹织物。如要加花，须另用手工编结。

三、武器与文具

下面说说与战争相关的事。

汉和罗马没有开过战，因为相距太远，没有直接接触，打不起来。在武器方面，汉之钢铁刃器的品质、鱼鳞甲的坚固与灵活、蹶张弩乃至床弩的强大威力，都是一些明显的优势项。但罗马军团也是常胜之师，也必然有其过人之处。同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光讲唯武器论不行。不过战争又确实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所以在两支同样声名显赫，似乎势均力敌，却没有交过手的军队之间，很难作出比较。

可是有人却总想把汉和罗马拖到互相关联的战争漩涡之中。英国有位学者叫德效骞（H。H。Dubs），他认为位于今甘肃永昌之汉代的骊靬城，曾安置过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在郅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所俘“降虏千余人”。并以《汉书·陈汤传》载有步兵用“鱼鳞阵”操练为由，认为这些人是罗马军人。亦即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与安息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大溃败时，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安置在骊靬城呢？因为颜师古说过：“犛靬即大秦也，张掖（郡）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颜师古虽然是唐代的大学问家，但这一说法却属于误解。据近年在居延和敦煌出土汉简的记事表明，骊靬得名于骊靬苑。汉代在西北地区设苑养马，多至“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骊靬在《说文》中作“丽靬”，表明骊、丽二字在这里可相通假。靬是“干革”，偶物为“丽”。我国古代常用“丽皮”（两张鹿皮）作为聘礼。“丽靬”与“丽皮”意近，都是畜产品，而且都是好字眼，正适合用作苑名。还应当注意的是，骊靬在汉简中亦作“骊干”。《说文·革部》：靬 “从革，干声。”无疑应读干。《汉书·张骞传》中提到“犛靬”，颜师古注说：“靬读与轩同。”认为它和《史记·大宛列传》中的“黎轩”相同。但黎轩本是 Alexandria的对音，而公元前4世纪时建立的亚历山大城不止一处，其故地颇难确指。不过无论如何骊靬的“靬”字读gan，与读xuan的“轩”字实互不相涉。这么说有点太专业，让我们举一个更直接了当的证据。汉简中的记载还证明，骊靬县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已经设立，那时卡里之战与郅支之战均未发生，哪能预知此事，而为尚未出现的外国俘虏兵抢先安排一个以外文对音命名的住址呢？但有人瞎说就有人上当。现在永昌县就有老百姓化妆成罗马军人作表演，成为当地的旅游项目。这些人并自称是罗马俘虏兵的后裔，真令人啼笑皆非。

说过了武的就要说文的。

中国人写字用墨。商代遗物中之墨书的字迹，经检验已知用的是以碳黑为主要成分的墨，与《说文》称制墨用“烟煤”（指烟炱，烟子）相合。碳是4价的，化学性质稳定，故墨色历久不变，优于罗马以鞣酸（主要用的是橡树瘿屑泡的水）和铁盐相作用生成的含单宁酸铁的墨水。

在书写材料方面，我国上古时代多用竹木简牍，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缺点是太笨重。汉代发明了造纸术。纸是最理想的书写材料，它轻而柔韧、便于保存且价格低廉。这三项优点是人类历史上采用过的其他书写材料（如莎草纸、泥板、贝叶、羊皮纸、缣帛、桦皮等）所不能同时兼备的。没有纸，则书籍的大量出版，教育的广泛普及，文化的迅速发展，都将成为极困难的事。在罗马时代，抄写一部像《圣经》那样篇幅的书，就要用去300只羊的皮。当时书籍之难得，可以想见。纸是汉代的伟大发明，全世界普受其惠。

中国还有一些独特的长项，比如漆器、瓷器等。漆器出现得很早，但真正的瓷器是在汉代烧成的。其实罗马的陶器也很精美，窑业再改进几步就能烧出瓷器来了，可是无论罗马或欧洲在长时期内都没有迈过这道坎。烧陶器用陶土，瓷器则用瓷土；欧洲地下也有的是瓷土，当时却未能利用。

罗马有玻璃器皿，虽然不是它发明的，是模仿埃及制的，但做得也很漂亮。洛阳出土了一个罗马的搅花玻璃瓶，原来是盛香水的。通过它也反映出东西方的区别，他们用来盛香水，到我们这儿成了摆设。因为汉代是用熏炉燃香，不用香水。

最后说一下杂技。

汉代相当推崇罗马的杂技艺术。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遣使来“观汉广大”，并“献犁靬幻人二”。可是他们的身高仅“四尺五寸”，合1。035米，应是两名侏儒，似不能充分代表罗马杂技的水平。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02年），“掸国（在今缅甸）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这段记载中特别强调罗马演员跳丸即抛球的技巧。但抛接1000个球非人力所能致，此“千”字应为 “十”字之讹。杂技家傅腾龙先生说，抛两三个球还不难，五个以上要想再增加一个，非磨上几年功夫不可。目前能抛九个的人世界上也不多。但山东地区出土汉画像石所见杂技表演的场面中，有跳八丸的，也有跳九丸的，还有“跳丸飞剑”，即同时抛接圆球和短剑的。山东诸城前凉台画像石中的表演者跳四丸、飞三剑。山东安丘王封村画像石中见到跳八丸、飞三剑的。安丘董家庄画像石中，更有一位表演者跳十一丸、飞三剑。弹丸与利刃同掷，抛接的要领不同，颇难兼顾。何况总数达 14件之多，起落纷繁，节奏急促，难度极大。罗马演员跳丸的图像，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条支和大秦和西海》一文中介绍过一例，表演者只抛接了7个圆球。虽然罗马方面的图像资料容有未检出者，但总的看来双方的演技居伯仲之间，应当是较客观的估计。

所以，我们说“交相辉映”，你放你的光，我放我的光，有些东西不好比。不过如果归拢起来看，中国汉代在生产、生活方面，有些项目不仅是领先罗马，而且领先世界；不仅在当时领先，而且在以后的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领先。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汉代文明中的许多方面是中吃不中看，它非常实用，低成本、很省钱，不那么花哨，但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罗马也有不少领先的项目。但领先的时间越长，越表明互相不了解。如果当时真有一条称得上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信息何至于如此滞后，反应何至于如此迟缓。这些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技术，无疑为双方的民众所亟需，可是彼此竟全然不知。所以汉和罗马在文化领域中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东西多，交流借鉴的成分很少。

拿汉和罗马之性质不同的东西相比较，会不太恰当。比方说汉陵出的一些裸体俑，和希腊罗马的人像实在不好比，阳陵的所谓裸体俑，当时是穿真衣服的，不是让你看裸体，和希腊罗马着重表现人体美的雕塑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拿下水道跟水龙头比，非常不恰当一样。

所以，在比较时：

第一，要弄清背景；

第二，有些地方不好比，不能比；

第三，不要光看表面，还要琢磨背后的内涵。

另外，我们也要知道，文物陈列所用的展览语言，有一定局限性。现在这个展览用了好几年工夫才把这些东西找来，费了千辛万苦。用文物摆展览还有个文物组合的问题，得体现出文物间的互相关联，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单打一很难说清楚。两个这么大的文明，背后这么多的东西，而且调文物受到各种局限，很难整组整组地摆出来。能做到今天这个规模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极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