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

历史是民族和国家的记忆。

晋绥边区（又称晋绥革命根据地）就是矗立在国人心中永远的丰碑、红色的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它在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上给敌人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保卫了延安和党中央，也是从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进出延安唯一的交通枢纽，是延安与莫斯科联系的国际交通线。

在抗战烽火中成立的晋绥边区总工会，从1940年3月到1949年2月的9年间，组织动员、团结带领占根据地人口不到3%的工人阶级，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大生产运动的淬炼、识字运动和自身建设的涅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8月3日，记者乘坐蔡家崖号旅游专列，踏上了兴县这片红色沃土，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

西临黄河，依山傍水、风景宜人的蔡家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是晋绥边区政府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人称 “小延安”。

巍然屹立在黄河以东的晋绥边区，以兴县为中心，由晋西北、晋西南和原绥远（内蒙古）大青山组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西新军以及其他抗日部队，依靠工人阶级和汉、蒙、回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华北创建的敌后四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是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120师的主要活动区域。

它地处黄土高原，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南北纵达1000公里，东西横跨250公里，西与陕甘宁边区跨黄河相望，东与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隔同蒲铁路相接。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晋绥边区的重要性：“晋西北（1942年后又称晋绥边区）有着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9年间，晋绥边区总工会的名称也随着抗战形势经历了多次变化。

1940年3月成立时叫晋西区总工会，主任王永和；1942年8月，随着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成立，改为晋绥边区总工会（也称晋绥边区工人救国会）；同年12月，总工会领导机关并入晋绥边区抗联，称工人部，保留工救会名义，王永和、吴子瑜先后任主任（部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恢复晋绥边区总工会，下设6个分区工会，吴子瑜、陈希云先后任主任；1949年2月，随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边区政府合并撤销。

记者利用半个月时间，访旧址、找故人、翻资料、听回忆、看展馆，俨然一个“淘宝”之人，在浩瀚的党史海洋中，用工人运动这条红线把精心寻觅、甄选出来的珍贵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关键时间节点等资料像珍珠似的串起来，从点到线到面，还原出晋绥边区总工会轰轰烈烈的9年工运时光。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80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同走过那段荡气回肠的工运岁月吧。

艰难困苦中诞生，战斗与生产是其特殊使命

夕阳下，兴县中学旧址静静地伫立着，恬淡平常。

但是，谁能想到，81年前的春天，这里曾发生了载入中国工运史册的一件大事。

1940年3月11日，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等晋绥边区党政军要员齐聚在这里，庆祝晋西北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晋绥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一书记载，此次大会通过《抗日斗争八项纲领》《关于改善工人生活办法草案》，分别作为工会工作宗旨和改善工人生活维护工人利益准则，号召广大工人阶级参加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争做保卫与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

会议选举王永和、赵华清等17人为大会执行委员，王永和为主任。

晋绥边区总工会 （晋西区总工会）成立了，边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就此展开了。

这是在山西省总工会发出号召全省工人组织参加工会、参加抗战，以发挥工人阶级强大力量的《告全省工人书》后，在工卫旅的帮助下，晋西北各分区工会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成立的。

彼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

日军改变侵华政策，将侵华日军百分之六七十的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连续“扫荡” “蚕食”，实行野蛮的 “三光”政策，妄图将根据地军民困死、饿死。

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不但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还调集军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晋绥边区地广人稀、山多林少，连续3年发生自然灾害。

晋绥革命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特别是1940年后，陕甘宁边区南、北、西及晋西南被国民党军包围。

晋绥边区成为延安与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主要通道，又是隔绝日军、保卫陕甘宁的钢铁屏障。

如果把延安比作全国抗战的“大脑”，那么晋绥边区就是一个个解放区通往“大脑”的咽喉要道。

为切断这一“咽喉”要道，日军采取了 “囚笼政策” “铁壁合围”“篦梳战术”进行野蛮、残酷的 “蚕食” “扫荡”。

为粉碎日军的 “扫荡”、封锁，坚持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巩固解放区（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根据地） “十大政策”，并提出 “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号召边区军民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这种形势下成立的晋绥边区总工会肩负特殊使命。

《抗日斗争八项纲领》规定，“为了发动并组织全晋西工人，坚决领导他们完成保卫与建设新的晋西抗日根据地而达到抗战最后胜利之目的，要求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组织晋西全体工人，联合并领导一切抗日人民，坚持抗战；领导工人进行必要的改善生活的斗争；在生产运动中工人要起模范作用，创造劳动英雄；开展工人文化教育工作……”

可以用4个字高度概括晋绥边区总工会成立后的使命：战斗、生产。用战争保卫生产，用生产支援战争。

由此可以看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历来是工会工作的生命线。

战火纷飞中洗礼，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

1940年9月2日，日军百余人用汽车载着山炮和重机枪气势汹汹地向工卫旅二十二团所在的文水县马西村、神堂村扑来。工卫旅侦查员发现后用手榴弹报警，使部队成功隐蔽转移。

日军向神堂村打了一通山炮后，便进入马西村吃饭休息。

但是，让日军没想到的是，二十二团杀了个“回马枪”。当工卫旅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街道和房顶冲杀过来时，日军顿时大乱。除少部分抵抗外，大多仓皇逃窜。

此次战斗，工卫旅战士击毙伤日军20余人，缴获山炮1门、炮弹两箱、汽车一辆以及其他物资。

百团大战结束后，在交城县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山西新军总指挥部政委罗贵波称赞，工卫旅开创了晋西北新军（山西新军的一部分）缴获敌人山炮的光荣先例。

诞生于抗日战争硝烟中的工卫旅是山西省总工会响应中共山西省委“武装山西工人，坚持山西抗战”的号召，组织产业工人挺身而出、拿起武器成立的工人自己的武装。

他们转战晋西北，配合八路军成功地进行了百团大战、“反扫荡”大战，还无数次单独向敌人发动突然进攻，一次次击退了日军的侵略。史料统计，抗战8年，工卫旅参加战斗近千次，其中主要战斗300余次，击毙伤俘日军、伪军、顽固分子3000余人。

抗战胜利后，工卫旅先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野战军和西北第一野战军序列，为解放全中国踏上新的征途。

晋绥边区的主要缔造者贺龙同志曾对战士说：“晋西北虽然条件最差，但离党中央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们来守延安的大门，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晋绥边区总工会把抓好武装斗争作为支援抗战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工作放在首位。

《抗日斗争八项纲领》第一条明确规定：“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掀起工人自觉自愿参军参战热潮，并推动农民群众参战，为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在晋绥边区总工会及所属各级工会的领导下，边区工人除工卫旅直接战斗外，或组成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或各矿区成立武装或边生产边袭扰敌人，在战火的洗礼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保卫着晋绥革命根据地，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工人阶级赞歌。

以城镇、乡村手工业工人、雇工、短工为主体组成的内蒙古抗日游击队、归凉游击队以及和林县游击队是晋绥边区游击队配合主力袭击日伪军、筹集物资、支援军需、英勇抗战的典型代表。

各矿区纷纷成立工人武装队伍。大同煤矿有20多人的彭明旺矿工游击队、70余人的穆大虎矿工游击队以及李有富游击队等都被编入中共大怀左县委领导下的矿区抗日武装队伍。

太原有西山矿工自卫队、东山游击队和阳曲工卫队。其中，阳曲工卫队是由山西省总工会原常委张兴业担任政委，于1940年年初成立的一支工人武装，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还有太谷工人游击队、新绛纱厂工人游击队……

这些工人武装都在各自所在地区，利用人员、环境熟悉的优势，主动打击敌人，粉碎日军的 “扫荡”“围剿”，为保卫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后来，绝大多数工人自卫队被编入了八路军或山西新军。

还有不脱产的工人游击小组，采用巧妙的游击战争，出其不意地拔据点、打援敌、毁交通，打击袭扰敌人。

韩福林是平绥铁路三道营火车站工务段的工人，因不堪忍受日军的欺凌，翻山越岭找到大青山的八路军后，自愿当向导，带着30多人的八路军队伍隐蔽在车站附近。

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和八路军利用下一趟火车到来的4个小时的间隙，割断了车站电线，拆除了轨道螺丝夹板，断绝敌人的交通线并袭击了车站。

奇袭三道营火车站，缴获敌人16支三八大盖步枪、15顶钢盔、万余发子弹和1箱手榴弹，打死了日本站长。

晋绥革命根据地资料表明，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夏天到1941年年底，像韩福林这样晋绥边区的不脱产的工人、民兵、游击小组与日军进行大小100多次战斗，毙伤日伪军2400多人。

正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晋绥边区军民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敌后游击战争，歼灭并牵制了大量日军，始终未让日军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延安和党中央。

《党史文汇》中写道：在晋绥边区军民的浴血奋战下，整个抗战期间革命圣地延安得以远离战火，为进行整风、教学、大生产、大练兵、召开党的七大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了力量。

大生产中淬炼，千余英模建设根据地

晋绥革命纪念馆有这样一组文字：1940年—1945年，边区军民开荒195万余亩，相当于1个兴县、3个保德县、6个方山县的面积总和，新增水地10万亩；炼铁137.5万公斤，建造油坊662座，生产硫矿27.8万公斤，煤炭、陶瓷、制药工业等得到了极大发展；到1948年，建立了以晋绥边区为主的13个军工厂，仅据第二军工厂1947年—1949年不完全统计，生产迫击炮弹近10万发、山炮弹近3000发、子弹近12万发。

这是晋绥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

产生于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在晋绥边区得到了全面传播和弘扬。晋绥边区总工会一成立，各级工会组织就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并采取了农业率先突破、工业商业同发展的策略，以解决根据地面临的实际困难。

晋绥边区广大工人群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解决了边区广大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支援了抗战。

1945年9月2日，纽约《下午报》发表《纽约时报》兼《时代》杂志记者爱卜斯坦1944年视察晋绥边区经济建设后写的文章，说：“政府官员和防军从事垦荒、纺纱、织布，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凑在一起，从乌有之中建立工业……到1944年，他们得到报酬了。我和其它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晋绥那边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穿得好、吃得好。”

大生产运动一经兴起就成蓬勃之势，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张秋凤就是一名典型的工人劳动英雄。

张秋凤是河北人，19岁时孤身一人来到太原兵工厂当工人，并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七七事变”后，参加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并加入共产党；1938年冬，成为晋绥边区的工卫旅修械队翻砂工。

在大生产竞赛中，他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从一个文盲变成能读书、会看报、懂革新的优秀技术工人。

1943年，晋绥《抗战日报》(《晋绥日报》）报道了张秋凤的事迹：翻砂工艺别人要学七八年，他只用4年就掌握了全部工艺且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在翻造某种武器时将零件减少到八分之三，既节约原料又提高速度1倍以上。

他改制手榴弹钉眼工作，使日产量提高了四分之一。当时，一般翻砂工一天可翻砂10箱，他却翻50多箱，且造出来的手榴弹壳厚薄均匀，炸开时片多而碎，使每个手榴弹节省一半铁水。他的生产工具能比别人多用六分之一的时间，还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徒弟。

1941年、1942年，张秋凤连续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 《抗战日报》称他为“晋西北工人阶级抗日生产的光荣旗帜”。

从1943年“五一”起，晋绥行署、军区后勤部、总工会决定开展 “张秋凤运动”。

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林枫还发出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张秋凤”的号召。

以张秋凤为榜样，学张秋凤精神、做张秋凤式的好工人，一场群众性的前所未有的“张秋凤运动”就此迅速在晋绥边区工业系统内蓬勃地开展起来。

厂与厂、组与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竞赛热火朝天。

军区工业部更是一马当先。例如，造某兵器零件，经技术革新改造，生产效率由120个小时减少到只需39个小时，制模节约了一半人工，机钳工产量普增1倍至3倍，废品较以前减少三分之二，一年内节约原材料价值达20万元以上。

张秋凤所在小组开展生产竞赛活动，1945年利用业余时间生产地雷、手榴弹3万颗。

临南招贤镇工人刘青云和工友们开展劳动竞赛，1944年将炼铁从原计划每炉出铁275公斤提高到300公斤，还将3天出一炉铁缩短到两天，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山西军事工业工人运动史通览》中写道：“张秋凤运动”在晋绥边区历时6年之久，对于组织发动职工群众搞好生产、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秋凤运动”是晋绥边区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在晋绥边区和全国工人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为此，晋绥边区于1942年1月—1944年12月间，4次召开大型群英会，对从工农业生产一线和武装斗争中涌现出的1045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进行表彰。他们为生产运动的开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根据地生产事业和各项工作蓬勃发展。

《晋绥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评价，边区总工会在表彰活动后，对劳模运动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为新中国成立后劳模评选表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识字运动中涅槃，强大自身投身全国解放

列宁说，工会是工人的学校。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约有各业工人八九万人（1944年6月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的统计），另外农村雇工、羊工、煤工、手工业工人等也有很大的数目。

但统计也表明，晋绥边区文盲占总人数的90%以上。在工厂，由于工具、机器的逐步发展，工人们感到没有文化就不能很好生产。” 《晋绥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记述。

晋绥边区总工会成立之日，就把培养教育工人作为重要工作。《抗日斗争八项纲领》提出：“开展工人文化教育工作，发动工人识字运动，加强干部学习竞赛，加强工人阶级教育，培养提拔工人干部。”

联系实际、互教互学是晋绥边区工人开展文化技术学习的一大特点。

由八路军120师修械所与工卫旅修械所合并而成的修械厂有200余名工人，根据文化程度编成不同班组。按照学习计划，由专兼职教员利用晚饭后的业余时间进行培训，并把文化、政治和技术学习相结合，还不定

期进行测验。工卫旅从1939年—1942年举办数期训练班，约七八期教导队，每期百十来人。

《晋绥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记载，根据地相当困难，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几乎所有学习用具全部是工人们自己动手做的。

黑板用白灰和麻刀和成泥在墙上抹平，墨用烟灰加胶水配制，粉笔是用石灰放入自制模具里倒出来的。

没有桌凳，工人们自己想办法：向老乡借、用木头板子钉、两腿一并就是最简单的桌子。

麻纸、旧报纸、桦树皮、沙盘都可以当纸；笔是土洋结合，买个笔尖，插在一截高粱杆上，或绑在一个细木棍上……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工人们十分珍惜，如饥似渴地学习，相互之间还开展学习竞赛。对学习好的工人，工厂奖励铅笔、笔记本等学习用具。修械厂文化教员陈儒茂还被调去给毛泽东当警卫员。

成立工人剧团，通过自编自导自演，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也是边区识字运动的一大特色。

在一般公营工厂，行政和工会组成了教员委员会。除集体上课外，干部和工人还组织了不脱产的剧团，把工人生产、学习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先进事迹都编写、表演出来，既教育了工人又调剂了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工人们办墙报、开小组会及写发言稿、研究技术、讨论问题蔚然成风。

农村中的工人则开展冬学运动。保德县纸工、煤工让教员把生字写在纸条上贴到水池边或煤窑口，一边干活，一边认字。

临南招贤镇工人成立了读报小组、业余剧团。

生动活泼的冬学运动成效显著。据当时对19个县的统计，仅1941年就设立冬学3116所，学员178182人。

学习的持久进行让晋绥边区工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文化技术水平、政治思想觉悟得到提高，文化生活进一步活跃。

1944年7月，在晋绥文联举办的抗战七周年文艺有奖征文活动中，就收到职工群众的作品130多件，工卫旅原23团团长亚马还担任了晋西北文联主任。

晋绥边区总工会成立时虽然只有几个分区工会和部分县工会，但不断开展的干部培养工作为日后组织健全创造了条件。

有关资料记载，1943年，晋绥边区已形成一支拥有7.8万余人的各业工人队伍；到1946年10月，全边区工人总数达1l.2万人，工会会员发展到6万人。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各地工人群众或夫妻双双支前，或母亲送子上战场，或在后方工厂努力生产，或在敌人内部配合斗争，成为一支不穿军装的生力军。

在晋绥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援下，人民解放军如虎添翼，攻无不克、战无不胜。1947年12月—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接连解放了运城、临汾、晋中、包头、太原，和平解放了大同和绥远。从此，晋绥全境得到解放。

1948年8月1日—22日，晋绥边区杨开林、刘林元、张秋凤等8名代表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这次在中国工运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与当前任务的决议》，制订了新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重新建立了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实现了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

1949年1月，张秋凤等代表归来，受到临汾千余名工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晋绥边区总工会、各分区工会、工矿企业工会都采用各种形式传达贯彻大会精神，让工人群众明确面临的任务和奋斗方向。

晋绥广大工人在党的领导和各级工会的组织下，按照大会的要求，以主人翁的姿态继续开展劳动竞赛，努力提高生产效率，繁荣经济，支援前线，为新中国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2月，晋绥与陕甘宁两个边区政府合并，原晋绥边区总工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随之宣告撤销。

一个月后，党的七届二次全会正式提出了对全党工作和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

【思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晋绥边区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创造了不朽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革命史诗。

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参军参战，端据点炸碉堡、除汉奸毁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人的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散，成为抗战先锋，挽救民族危亡。

他们又战斗又生产，开荒种地挖煤炼铁，纺线织布造枪炮弹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满足军需民用，为保卫建设根据地和抗战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再次冲锋在硝烟里，用鲜血和汗水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洪流洒遍祖国大地。

他们再次掀起劳动热潮，保障解放区军民的需要，支援解放战争由防御到进攻，促进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晋绥边区总工会虽然只存在了9年，却在这短暂的9年里点亮了广大边区工人的信念，汇聚起工人群众的磅礴力量，惊艳了革命根据地的烽火时光，成为镌刻在晋绥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土地上不可磨灭的工运记忆。（记者陈秋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