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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姥爷:山西早期工运领导人何英才
我的姥爷:山西早期工运领导人何英才


我的姥爷何英才是1925年7月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战斗在工人运动之中,是阳泉乃至山西工人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导人之一。1949年前后,他先后任中南区总工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农林水利部工会主席等职。1964年10月,他调回山西,任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领导早期工人运动

1905年7月7日,姥爷出生于洪洞县万安镇贺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姥爷的父亲做长工,因贫困连住房都没有,只能租住在别人家喂养牲口的窑洞里。因他吃了不识字的苦头,便把改变家庭境遇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再穷再苦也要供姥爷读书。1920年,在熟堡村上高小时的地理课上听闻中国大片领土被侵占,还不时出现流血惨案时,姥爷幼小的心里深深埋下了“献身革命、报效国家”的种子。

1925年6月,20岁的姥爷赴太原山西铜元局(太原兵工厂前身)当学徒工,亲历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欺压。工友崔绍文告诉他,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工人阶级得到了解放。他想,如果我们中国也能解放,该多好啊!

有一次,一工头揪住工人衣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猛打,姥爷看到后,不畏强暴,大步上前,狠狠扭住工头的手,怒斥道: “不许打人!”周围的工人也一起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工头见状,便灰溜溜地逃走了。姥爷将被打的工友拉起后,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人正是到太原兵工厂活动的省立一中学生、共产党员王鸿钧。他对正义感强、敢于维护工友权益的姥爷一下产生了好感。

通过考察,当年7月,姥爷就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不久,兵工厂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在山西工人中建立的最早的基层组织之一)建立,姥爷出任党支部书记,接受中共太原地区执行委员会领导。

1927年春,该厂党员发展到50余人,党员人数占太原地方党员总数的七分之一,成为党在太原的一个坚强堡垒。1926年元旦,姥爷以“新年工人同乐会”的名义,邀请太原各兵工厂工人集会,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加入工会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号召发出后,报名者络绎不绝。不到数月,工会会员就发展到4000人左右,占太原工会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工会成立后,姥爷带领共产党员为工人出谋划策,砸毁兵工厂盘剥工人的 “消费社”,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增。

1927年3月12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文瀛湖公园举行工人、学生联席大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会上,大会主席、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苗培成无视国共合作的大局,对共产党代表进行言语攻击,遭到与会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共产党员王瀛的有力回击。会后,恼羞成怒的苗培成和杨笑天秘密策划捣毁共产党领导的太原总工会。

次日上午,杨笑天带着数百人,打着“山西工人代表总会”的旗子,气势汹汹地向太原总工会所在地临泉府进发。中共太原党组织把保卫工会的任务交给姥爷,姥爷迅速召集工会会员,组织了400多人的战斗队伍,坚守在总工会附近。漫长的等待之后,仍然不见对方踪影,会员们有些放松警惕,陆续到附近的饭铺里去吃饭。 







不料,正在这时,打着“山西工人代表总会”旗号的打手们突然出现,将工会机关团团围住,见东西就砸。留在太原总工会机关的只有姥爷等七八个人。姥爷向暴徒们喊话阻止无果后,带领大家从后院跳窗翻墙撤出。随后,姥爷迅速将工会会员召集起来,在柳巷北口与杨笑天一伙遭遇,救出被暴徒所抓的总工会秘书武子程。杨笑天一伙被打散。

当晚,太原党组织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中共太原地执委领导成员包括姥爷等参加了会议,讨论应变措施,决定次日攻打国民党右派大本营平民中学。

14日拂晓,1000多名工人组成8个纵队在海子边集合。由两个纵队把守城门,两个纵队上城墙,两个纵队把守各主要路口,两个纵队攻打平民中学。工人们冲进学校后,砸了校长办公室,抓住了国民党右派头子韩克温。后阎锡山派人交涉后,才把韩克温放回。苗培成迫不得已,公开认错。

此后,局势继续恶化。5月9日,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在国民师范主持召开李大钊烈士追悼会,受到军警冲击,共产党员张勋等4人被捕,姥爷翻墙撤出,侥幸脱身。接着就是阎锡山“易帜”,实施 “清党”。白色恐怖下,中共领导的太原总工会和印刷、织布等行业工会被封,包括王鸿钧、王嬴、邓国栋、薄一波、张斌、姥爷在内的32名中共党员被通缉。通缉之前,幸亏多数人已离开太原而免遭毒手。薄一波去西安暂避,后返回太原路经洪洞时还到贺家庄姥爷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转往定襄一带开展工作。

霍州会议与狱中斗争

1928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在霍州城外北顶庙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鉴于姥爷卓越的组织宣传能力和坚定的革命信仰,当选为山西省委组织部长。霍州会议前,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清党”,实行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大肆通缉、搜捕,妄图一网打尽,革命形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3月,正当新产生的山西省委准备全面武装暴动时,由于叛徒告密,省委再次遭到破坏,姥爷被捕入狱。在狱中,姥爷遭受了严刑拷打和审问,但始终坚贞不屈,保守党的机密,敌人审讯没有结果。同年七八月间,姥爷以“政治犯”罪名被特种刑事法庭判处8年有期徒刑。

从被关押到1933年8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姥爷在5年半的牢狱生活中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狱中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与王达成、郭洪涛先后两次成立狱中党支部,带领狱友在特殊环境下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1929年春,他们组织领导了一次长达6天的绝食斗争,要求监狱改善被关押人员的生活待遇。最终,绝食斗争取得成效,他们获得阅读书报等权利,生活也得到一定的改善。1933年8月,经党组织营救,姥爷获释出狱。

到阳泉矿区秘密建党及创建矿工抗日武装力量

出狱后,姥爷受省委委派,独身一人到阳泉煤矿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壮大党组织。1935年年初成立阳泉矿区第一个党支部,姥爷任支部书记。之后,相继成立了4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40多人。1935年3月,姥爷组织保晋公司几个矿厂的2000多名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大罢工,要求补发欠薪、提高工资、增加一线工人粮食补贴等。最终,罢工取得胜利,工人的觉悟进一步提高,极大地提升了党在工人中的威信。

1936年,日本加紧全面侵华准备,对华北的渗透日益加重。姥爷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先后组建了“阳泉矿工武术团”和“矿区牺牲救国同盟会”两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组织。1937年年初,根据省委指示,阳泉地方党组织升格为阳泉矿区委员会,姥爷任区委书记兼牺盟会阳泉分会特派员。

“阳泉矿工武术团”常借外出表演和赶庙会的机会,向群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他们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当时,仅二矿参加“矿区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就有300多人。上下班时,很多工人胸前佩戴着蓝色圆形铜牌,上写“牺盟”两个字,成为矿区一景。

全面抗战爆发后,姥爷领导组建了阳泉总工会,号召工人们武装起来抗击日寇,保卫矿山。以“阳泉矿工武术团”成员为骨干,组建了500余人的阳泉煤矿工人抗日游击大队。王凤山任大队长,姥爷任政委。这是山西第一支由产业工人组成的抗日武装。

拉起队伍后,姥爷向太原方面领回步枪500多枝,并组织收缴了各矿矿警的武器,解决了轻武器的装备问题;又从矿方征回大牲畜六七十头,解决了队伍的后勤辎重问题;然后派出纠察部队,督催娘子关方面的国民党军溃退人员迅速撤离,不许扰民,矿区秩序得以维护。

10月26日,日军侵入娘子关,根据党的指示,姥爷率领的矿工游击队撤离阳泉,开往太行山区,参加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的斗争。先后转战寿阳、昔阳、和顺、盂县、榆次、太谷一带,毙敌数百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39年年初, 《新华日报》以 “英勇搏斗的阳泉矿工”为题,报道了1938年冬矿区抗日游击队在昔阳与日伪军英勇作战的事迹。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矿工游击队正式编入八路军,成为一二九师独立支队的骨干力量,勇敢顽强地战斗在太行山上。

荣膺“七大”代表及转战南北

矿工游击队编入一二九师后,作战负伤的姥爷转入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中共晋冀豫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中共晋豫区党委书记。参与一二九师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动员粮草、传递情报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艰苦的敌后斗争和游击生活,致使姥爷的伤病久久不能痊愈,其间,中央要求各解放区调集一批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延安学习。1940年4月,姥爷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至6月,姥爷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共七大。“七大”后,被任命为中共太行区委城工部部长,主要负责新解放区的城市工作,为解放区城市管理和发展工会组织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47年6月,姥爷出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之后不久,他便离开了长期工作和战斗的这一方热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随军南下后,姥爷先出任中共鄂豫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为搞好大别山区土改工作,建立牢固的根据地,又担任中共礼山(解放后改为大悟县)县委书记。在姥爷眼里,工作只有需要不需要,没有高低贵贱。他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基层工作中去。亲自率领土改工作队,克服群众基础薄弱的困难,深入到礼山的山庄窝铺,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土改运动,迅速为中原军区的地方工作树立了样板。

在中原解放区,姥爷先后被任命为中原职工会组织部长、黄石市特区党委书记、大冶矿区党委书记。1948年8月,出席了第六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从此走上专职工会工作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姥爷先后担任武汉市总工会筹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职工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中南区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1953年5月,姥爷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从1954年11月起,先后任农林水利部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委等职。

我虽然未曾和姥爷见过面,但母亲从小就对我讲姥爷的革命故事,教育我要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做个对党和国家有用的人,在大学期间,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参与和组织的各项学习、庆祝活动中,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共产党人在争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既不畏艰险和牺牲,英勇斗争;又团结多数,讲究策略,一点点开拓新局面,一步步作出新成绩。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我要像姥爷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勇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洗礼磨炼,勇于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大业中彰显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人生追求。(王佳


来源:山西工人报
(责任编辑: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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