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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主义

 

  一部长达50集的电视连续剧,引发各种各样观众的反思、争议,其意义已经超越了这部电视剧本身。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端戏剧化的故事,两个家庭,承载了1/4世纪中国现代史那样复杂的两党尖锐对立,演绎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兄弟、师生、同学、恋人间的彼此痛不欲生。这样的极端戏剧化,赋予了这部辛酸史一种极端的感染力。感染力的原因在于,在那个1/4世纪里,这样的兄弟、师生、同学、恋人因为敌对,骨肉相煎,确实又是那样真实而典型。短暂和好,长久的厮杀,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表面看,都是因为救国之主义、理想之冲突。


  救国确实是中国革命之基础。百年前,中国古代社会面临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革命者要面对的最紧要任务是于列强掠夺中救中国,富强的榜样就是那些来掠夺中国的现代国家,所以中国要富强,就必得走向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当时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务,也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孙中山在1906年的一篇文章里讲解说: “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作路人,也不会把路人当作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姓发生出来的。”那时他针对的是清王朝,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权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却没有一个思想酝酿、社会改造的从容过程。于是,外来自现代国家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各种主义必然一时骤至。


  1919年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针对的就是这种主义成风,关于“主义”的缘起,他说:“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主义原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义作为政治主张,其实必然包含一套价值观的设定,以裁定社会的对错、好坏,包含着一套相关制度设计,不同制度设计指向不同的利益分配方案。主义产生后,自然就产生了排他性,由主义形成的阵营,就自然要发展出政治斗争。


  三民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在当时是一个具本土化内容的主义,它要实行的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孙中山说这才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民生主义则牵涉一系列社会改造方案,尤其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他说,民生主义也是从发达国家来的,因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越是增加,贫富不均的问题越明显,所以民生主义是为解决贫富不均的弊病。孙中山设想了一个土地定价政策,他认为有了这个政策,“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他自认这个方案,“慢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说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国”。


  关于革命后的宪法,孙中山参考了英美宪法的三权分立,但他认为,“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所以“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三权之外,为除却盲从滥选或任人唯亲,要加一“考选权”,设立一个独立机构,对大小官吏做一个考试,考试合格了,或委任或选举而来的结果才得有效。还要加一“纠察权”,设一独立的“裁判官吏的机关”,不能像美国那样,纠察官吏的权力归议院掌握。孙中山说,“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并将其视为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在此基础上,才诞生了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者。


  共产主义的纲领同样也是先来自西方,后有本土化改造。共产党人王稼祥曾有文专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孙中山同情劳苦群众,仇视压迫者与剥削者,看见西欧资本主义对工人及劳苦群众的压迫,便生成了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阶段的理想……一方面实行激进的土地纲领,一方面理想避免资本主义阶段,实际上激进的土地政纲只能消灭封建剥削,不能消灭于避免资本主义的剥削,相反的,正促进资本主义长足的发展。”这时候,共产党人显然已经清楚认识到,资产阶级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在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背景下,根本无法调和。也就是说,在主义选择的后面,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这道路选择的最尖锐处,第一,未来之中国,是不是一个人人平等,所有贫苦大众都能够翻身做主人的中国?第二,未来之中国,能否真正摆脱外国侵略与奴役,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扬眉吐气?


  在共产党人思考中国之命运的同时,应该说,是大革命带来的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推动蒋介石在革命天平上选择了代表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如果真顺着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扶助农工”政策,就会彻底动摇与牺牲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意味着几万万“泥腿子”真正当家做主,这正是所有既得利益者都需要捍卫的。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上,实际上又是站在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后的外国列强的利益上。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又要钱又要利,这无疑是一种实用主义选择,它显然必须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基本政治立场。


  正是这样截然不同的选择,才导致了“四一二”屠杀。实用主义的蒋介石集团必须以速战速决,消灭浪漫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以阻止共产党人对最广泛民众的发动,因为一旦最广泛民众被发动,中国的政治格局就会被彻底改变。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以这个政治环境为背景,描述了在这场道路选择中,传统伦理道德所经历的撕裂与煎熬——不同人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场,共产党人为全民族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平等,往往需要背叛自己的家族、亲人,这是一种“家国”。国民党人要维护自己家族、亲人的利益,为不被劳苦大众夺去,不惜动用残杀亲人的手段,也认为此乃“家国”。一个是为民众甘愿牺牲个人,一个是为个人甘愿牺牲民众,电视剧中的立青与立仁各自秉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国”,不同利益驱使了牺牲自己与牺牲他人之间的你死我活。这也确属中国革命的特殊境遇之一——中国的政治革命发生在列强掠夺中国的紧迫危机中,社会格式则还处于中国传统中,情感方式往往还属原有社会格式的理解和感受方式:重家庭,认血亲,讲义气,尊师长,这导致中国最初的革命者其实都经验着双重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政治生活是现代主义的,社会生活却是传统的,从鲁迅、胡适、瞿秋白等不少人的生活经历中,都能看到这双重生活的折磨。


  “一个丧失情感的人不能称之为人”,主义面前,情感不可能泯灭,情感面前,主义既然形成又不可能背叛,残酷于是更加深化。这种深化意味着:主义一定需要牺牲情感,这就是精神的磨砺;而实用主义也一定会被浪漫主义所战胜:一个站在大多数人利益之上的政党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这就是国共合作可以走向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可以以弱胜强,使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根本原因。


  这部电视连续剧中,作为精神气质象征的共产党人瞿恩代表了一种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崇高牺牲,正是无数他们的献身,才换来了中国真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史。这样的主义里饱含的情感,显然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强自立最值得珍贵的财富。


  我们通过采访这个剧组的主创人员,提出这样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极易混淆的主题,主旨就想吸引更多人,更深入地思考这段我们谁都无法回避的历史,更清楚有关情感与主义的真正涵义。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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