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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我发现以前我不了解“人民”这个词
李宏宇

    这一天陆川和剧组完成了在重庆的宣传活动,其中包括在沙坪坝一家影院与观众见面。在一个狭小昏暗、容纳百余人的放映厅里,一个女观众问了陆川这样的问题:你的电影片头是日本兵角川看到了太阳,祭祀跳舞的时候他又看到了天上的太阳,这两个镜头为何呼应?还有三次举手:教堂里老百姓的举手、日军到安全区强征慰安妇时妓女的举手、日军祭祀也有举手,这三处举手又是为何呼应?

    “沙坪坝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年妇女问这样的问题,我惊了。”陆川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大姐您觉得是什么意思?这位女观众的回答大致是:角川第一次看太阳,是对生命还抱有希望;第二次看到太阳,已经想到了死亡,是一个征兆;都是在阳光下发生的事情。“且不说对还是不对,她能看到这个程度,我感到特别愉快。”陆川说,“他们看出的东西比我想到的还多。我不断听观众意见,然后不断纠正自己的说辞。其实一个创作者是靠直觉来创作,他不可能编好一套新闻稿。我就是梦到这场戏了,我觉得这样拍肯定是有意义的,我肯定不可能想得很明白将来对媒体怎么解释。”

    把日本士兵角川写成了良知尚存的人,是《南京!南京!》最为显著的特点,因为无论赞与弹,最多的讨论都集中在这个话题。陆川说自己只是在直觉驱使之下提出这个角度,完成这个角度,“我并没有能力去写一本关于人性的大书,把人性在战争中的状态整个清晰地梳理出来,我对这样的能力缺乏真正的自信。但是我相信自己的眼光。而且做电影的过程是我寻找答案的过程。我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答案。”

 

“女性很容易成为战争的受害者,但女性有自己抵抗的方式。女性甚至可以是拯救者。那100个站出来做慰安妇的女人,某种程度上是在拯救南京城。”高圆圆说。  图/陆川工作室

 

    失败?可以说,没问题

    离开北京开始各个城市的巡回宣传之前,陆川怀揣不安。在北京的点映场上,已经有媒体尖锐地质疑《南京!南京!》的立场。争议集中在以日军上尉角川正雄为主线的情节分支。这个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日本军人身在破城之后的南京,对这场战争和强奸、屠杀诸般暴行却有着局外人般的思考,并为之纠结,最终崩溃,在发出“活着也许比死更艰难”的喟叹后自尽。

    这样的视角,相比中国1950年代的经典抗战电影是大幅度的跨越,以致仅占全片时长不到五分之一的“角川部分”显得非常醒目,给中国观众带来相当的震动。“为侵略者开脱,甚至比侵略者的后代还要积极,并独创地提出侵略者其实也是受害者这一人性化观点。”“文化汉奸”的骂声开始响起。

    陆川有点没想到:“打个比方,历史是一个墓葬,要探这个墓,要么是全面发掘,要么是打盗洞。我觉得我是全面发掘。但是也得有角度。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关键是这种反应来自媒体,我觉得媒体应该是知识层。而且他的质疑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的意味,在中国要是被扣上这样的帽子,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宣传发行阶段,发行方有自己的“舆情监控”,每天会总结厚厚一摞的媒体、网络声音。一些朋友看到网络上的谩骂,发短信告诉陆川,出去要小心一点。

    宣传行程之初,在杭州和上海,去媒体场之前,陆川屡屡失眠:“因为确实会有很多媒体去问本性上来说我会拍案而起的问题,但出于电影宣传,又得心平气和去听。”在南京,一场放映之后刚出门,一家电视台的提问迎面而来:网上有评价说你的电影完全是失败的,你对此的评价是什么?“当时特别疲倦,而话筒都快要塞到你嘴里了,灯打在脸上,就要拍你是不是尴尬。幸亏之前宣传团队给我做了媒体训练,要求我面对这样的问题千万要冷静。我假笑了一下,我说这是他们的权利,可以说的,没问题。”

    把他们定义成人,而不是鬼怪

    在动手创作《南京!南京!》之前,陆川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并不比常人多多少,“就是两三个符号化的信息:30万、2到8万人被强奸、德国人拯救了中国人。而且能够记住的就是耻辱。”为电影创作而进行的大量资料阅读,确立了他在电影中表达出的观点和思路。

    早期的“普及性”阅读,他看的全是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接触多了肯定觉得这他妈都是疯子,都是嗜血的狂魔,最狰狞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最颠覆我的一次阅读,是在读《魏特琳日记》的时候。”陆川说。

    明妮·魏特琳是美国传教士,1937年时她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庇护所。1937年1月7日,她在日记中记述:“一群日本军官和一名宪兵来访,他们自称与邮政服务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在离开办公室时,看见一些中文的福音书,并问我能否送给他们几本。”

    1月22日的日记:“今天和我谈话的两个日本兵说,他们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够恢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

    陆川感到惊讶,因为那是1938年初,日本人刚刚打下南京,无论士气还是狂妄野心,都处在那场侵略战争里的峰值。“可见日本军队里至少有对战争进行反思的士官。这对我触动挺大。”

    另外的阅读包括大量日本士兵的日记,已经公开出版的是《荻岛静夫日记》和《东史郎日记》,在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他还看到一些未公开出版的日本士兵日记、书信。“《东史郎日记》里的说法让我豁然开朗。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作战的时候并不是一群禽兽;而是一群非常清醒理智的人。到《荻岛静夫日记》的时候我发现这完全是一个人的记述而不是一个士兵的记述,读的时候你会感到特别浓郁的人的感受。”陆川说。

    “到这个阶段,突然发现日本兵出现了多样性,我开始重新思考,在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状态。我那时候已经模模糊糊地把他们定义为人而不是鬼怪,而且恰恰因为是人来操作这样的事情,才特别值得去深思、研究;这对当下才更有意义。”

    巷战确实存在,而且是大面积的

    另一处引起陆川极大兴趣的史实是南京破城后的巷战,反映在影片里,是中国士兵陆剑雄为主角的部分。

    江苏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宅魏写过一本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论著,其中一章节写到南京破城之后的巷战。陆川调看更多的资料,发现巷战确实存在,而且是大面积的,他对拍这个戏的兴趣“一下大了很多”。

    陆川的理由是:如果进城之后司令官跑掉了,而散兵部队一直在进行抵抗、巷战,巷战过程中部分部队被抓,部分部队被歼灭,部分部队在城外被搜捕,那么这就不能称之为耻辱,因为你是在战斗中倒下的,就应该称之为抵抗之城。整个关于中国人这段书写就应该重新定义。“否则这段历史就变成——日本杀了中国人 30万,最后就烘托出一个德国救世主。我特别想梳理出这场事件中一个合乎逻辑的各方因果关系,这样逐渐形成我的一点浅薄史观。”

    “我知道有些高端的电影阅读者,不希望去老生常谈地看到一次屠杀,对我来说很难不触摸这一部分,跨越它直接去讲人性的故事。即使是屠杀,以往的展现也是不够的。一说屠杀我们会想到很多具体的案子,砍头、开膛破肚、非常惨烈的对个体的侮辱和杀戮……”陆川选择了整体性灭绝的描绘:中国俘虏兵圈成一片,日本兵伸下一根长杆,划到线外的一个“方阵”被驱赶到不一而同的屠场,接受灭绝。

    “我特想展现一下这样的屠杀,我相信南京大屠杀绝大多数受害者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杀戮的。这样一种冰冷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它是一个国家的武装机器执行的,非常有秩序和规则的集体性灭绝。个案中杀戮方式之丰富,惨烈程度之具体,让我们容易忽略战争机器集体灭绝那种刻骨的阴冷和无情。它是机器对物的清理。这是我对战争中大屠杀的本质的理解。”

    努力在日本上映

    经过四年相对投入和单纯的创作阶段,现在要面对复杂的社会讨论,陆川时常感到措手不及。“而且你都不知道别人的动机是什么用意是什么,有的是他的真感觉,有的恐怕是竞争对手的策略,要激怒你的手段……”

    陆川这样的说法自有所指。

    面对“汉奸电影”之类的批判声音,陆川坦言心情复杂。但随后他了解到新的情况——这些议论恐怕大多来自一个统一的源头。“有另一部南京题材电影,我们通过特殊的渠道拿到了他们完整的宣传计划,那就是要绑定《南京!南京!》做宣传。他们的宣传人员也进入了我们的媒体场观影,然后连夜开会,准备把我们的电影带到沟里去。”陆川把对手的策略概括成几个步骤:“第一步,渠道赎买;第二步,舆论绑架;第三步,政治谋杀。”“你会看到很多不正常的稿件。他们在有意识地煽动民族主义、网络愤青,后来甚至都不是煽动,压根就是他们自己换着马甲在伪造民意。”

    陆川在《南京!南京!》里想要剖析的战争之恶,似乎正微妙地对应了影片本身的某种遭遇。他认为可以定义为“娱乐营销”引发的另一场战争。“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我们以前老是把日本人对我们的仇恨故意夸大,其实日本对华战争的核心就是利益,它想成为大陆国家不想做一个岛国,它贪图你的土地、矿藏,广袤的财富……战争发动一定会有一整套意识形态工作的跟进。比如首先是宣传,舆论绑架,营销他的战争思想,要控制渠道。”

    网络舆论曾让陆川担忧,而对局外人而言,无关理性思考的谩骂至少也干扰了对电影,对陆川的严肃讨论。不过影片的城市巡回宣传开始之后,陆川说,“我发现那一切都是假的,而影院里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是真的。”走过了10个城市,进了40个影院的影厅,“我还没有遇到观众站起来质疑我们,而是眼泪、掌声、嘹亮的国歌声。没有走出去之前是不知道的。今天在重庆,一个个学校组织看,在沙坪坝区,党员干部组织看;没有人站起来说陆川你做错了。都说你是好样的,中国人终于能自信地去看这个问题。”

    最令他念念不忘的是,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在解释电影,而是在和观众一起学习电影,“而且这个过程非常愉快。比如在成都,一个观众给我讲:我在你这段祭祀的戏里看到了精神控制,文化对底层民众的精神控制。我突然觉得对啊,不就是在说这个吗?我自己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未必想到这个词。观众思想的深度广度,和内心情怀的质朴,我们都得重新去认识。是我们在引导大众,还是我们忽视了大众的智慧,这是我在反省的事情。我真觉得老百姓的智慧不得了。一路走下来,我发现以前我不了解人民这个词的意义。”

    另一方面,陆川正努力争取《南京!南京!》在日本的公映。

    陆川看过铃木清顺导演的《春妇传》,讲侵华战争中一个日本慰安妇的故事,他说对《南京!南京!》的创作也有帮助。“其实日本导演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还是挺深刻的,包括大岛渚的《圣诞节快乐,劳伦斯先生》等电影。你不能说日本人不反思,但确实在南京大屠杀和抗日战争这事情上他们就是不承认,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所以非常想把这部电影拿到日本去演。李缨导演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在日本公开发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让我们觉得有可能做到这件事。”

    李缨反倒还在为《靖国神社》在中国的公映努力,他不明白他的电影为什么迟迟拿不到公映许可。

 

战争太可怕了
□高圆圆(姜淑云扮演者)



    我总觉得姜淑云是一个不会哭的人物,至少不会在别人面前哭,但实际上这是我哭过最多次的电影。
    魏特琳和张纯如是我精神上的两个伙伴。姜淑云的任务原型是魏特琳。我读过很多魏特琳的资料,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一位五十多岁的美国天主教 教徒。她1940年离开南京,刚登上回美国的轮船,她就企图跳船自杀,在美国又住进了精神病院。最后,她开煤气自杀。我当时特别不理解:1937年到 1938年最黑暗的时候都挺过来了,她又是天主教徒,怎么会自杀?
    还有张纯如。她用左轮手枪开枪自杀,我也很意外:她的书当时已经写完7年了。她为写书经历了无数困难:二十多岁的她跑到南京查资料;回美国出书后巡回演讲,受极端分子的恐吓。但是最后,她已经做了母亲,那时她的孩子已经两岁了

……
    直到去年6月,电影拍完回家休息,我突然理解了她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身上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像我,作为演员拍这部戏的时候,无论多黑暗我都会告诉自 己,你要前行。因为你只有体验了这种黑暗,才能表达出在这种黑暗里面的这些人的心境。也会害怕,但是你会特别勇敢地往前走。可等我拍完的时候,我只想逃离。
    角川的死也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当时听到角川的结局构想是自杀,我就在旁边哭到不行。战争太可怕了,这里面没有赢家。哪怕你是战胜的一方,决定着别人的生死,可是你无法完成自我的救赎。如果你还有良知,最后也只能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完成救赎。


(采访 陈军吉)

战争是多么愚蠢
□中泉英雄(角川正雄扮演者)





    我以前看过《可可西里》,非常欣赏陆川导演,在东京和他见面时,他对我说,这部电影想探讨的是“人与人心里的关系”,我有同感也很有兴趣,就接了这部戏。
在剧中,我饰演的角川是一个很温和细腻,却又内心复杂矛盾的日本兵。9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对我而言最为困难的是剧组拍摄运作的方式和以往大有不同,譬如随着拍摄的深入,经常改剧本,拍摄周期的幅度大等等。
    最初,我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很不适应,但中国的工作人员、群众演员对我们都很细心周到,他们带我去打羽毛球,教我嗑瓜子,刘烨和导演常带我们去吃饭喝酒,那段日子,虽然辛苦,却非常开心。
    在异国他乡9个月的岁月里,多亏有了这么多善良的中国人的帮助和照顾,我才能够顺利地完成这部戏,经历了这部电影,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战争是多么地愚蠢,我希望这个世界和平能永远继续下去。


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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