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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佩勋:工运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
马佩勋:工运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
  


【铭刻】

马佩勋(1907-1984),孝义市碾头村人,24岁参加了山西第一支革命武装——晋西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驰骋晋陕甘,建立了卓越功勋,曾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代主席;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山西省委、省政府的组建。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陕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山西省总工会代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总工会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会副主席,全总第八届、第九届执行委员,为党的工运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擦亮百年党史中的“工运记忆”。

6月中旬,记者来到马佩勋的故乡——吕梁市孝义市阳泉曲镇一个因大磨盘而得名碾头村的小村庄,在同乡亲友的点滴回忆下,在马佩勋纪念馆讲解员的真情讲述中,在《山西文史资料》《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赤子丹心》的史料里,追忆马佩勋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战士可歌可泣的传奇一生,寻觅、撷取、还原蕴藏在这些红色故事中的 “工运记忆”。

走出工厂干革命,驰骋吕梁,面对敌人围剿不退缩,“革命不成功,我决不回家!”

1931年5月的一天,交口县大麦郊镇辛庄村一户老乡的院子里。

在绣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红旗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标语格外醒目,一群佩戴红领带的年轻人举手宣誓的声音响彻村庄上空:

“吕梁山上红旗飘,

红军诞生在今朝。

马恩列斯为导师,

共产主义是目标。

……”

这天,在山西特委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晋西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第一大队(下称晋西游击队)诞生了。从此,印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在吕梁山上高高飘扬。马佩勋由此从一名工人成为红军战士。

马佩勋于1907年出生在吕梁山区孝义市碾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因家境贫寒,只读过4年私塾。

12岁时,马佩勋外出谋生,当过金店学徒、粮店店员。后在同乡共产党员卫思聪的鼓励下,他于17岁那年走出吕梁山,来到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当工人。由于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凌,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马佩勋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全国第一次、第二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时期。从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京汉大罢工到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党领导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在太原兵工厂,马佩勋更多地接触了共产党员卫思聪、田有莘等人,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逐渐懂得了“工人要有饭吃,必须团结起来,打倒军阀、资本家。土地归了农民,工厂归了工人,劳苦人才有出路”的道理。这些革命道理就像黑暗中送来的一束光,照亮了马佩勋的革命道路。

当时,在中国的南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已在井冈山会师,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但是,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这个形势尚未形成。陕北的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华暴动失败后,不得不转入农村。山西的阎锡山与冯玉祥部联合反对蒋介石,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中原大战”,军阀混战成为常态。全省民众抗税抗捐斗争不断发生,党的地下组织也异常活跃,各路军阀部队中都有党的秘密组织。

山西特委在分析“中原大战”的形势后决定,在山峦起伏、地形险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吕梁山区建立自己的武装——红军游击队,并委派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转入吕梁山区,为建立游击队作准备。

马佩勋利用自己在太原兵工厂当师傅、人缘好、与各方面关系融洽的优势,不断偷偷从厂里往外运送武器,日积月累为即将成立的游击队筹集了不少最急需、最紧缺的枪支武器。

晋西游击队建立时的主要成员田有莘在《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中这样写道:“马佩勋偷运武器的事还是被厂方发现了。在太原兵工厂地下党支部的掩护下,他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搜捕回到吕梁山区,参加了晋西游击队。”

晋西游击队主要由陕北特委派过来的青年学生、太原兵工厂工人和国民党军队中地下党员及吕梁山区农民组成。回到吕梁山区孝义老家的马佩勋犹如蛟龙入海、猛虎归山。





















马佩勋与游击队员们在吕梁山区到处张贴布告,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抗粮、抗款等斗争,斗地主豪绅,成了部队宣传工作的行家里手;在中阳、孝义、交口一代的留誉镇碉堡战、锄家沿遭遇战、水头镇歼灭战和老鸭掌战斗中,胆大心细,机智勇猛,成长为晋西游击队尖刀班班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孝义市西宋庄村等地建立了初步的苏维埃政权,发展了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火种。同时,马佩勋成为敌人的眼中钉。阎锡山的队伍曾放言:“抓住马佩勋,要腰断三截。”

到1931年秋,晋西游击队已发展成一支100余人的红军武装,开辟了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和2000平方公里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包括孝义、汾阳、离石、中阳、石楼等县全部或部分地区在内,人口10万余人。

晋西游击队的发展对山西反动政府构成严重威胁。山西各派军阀达成共识,调集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及一些地方武装万余重兵,在吕梁山区的高山、路口遍设哨卡,步步紧逼,重重封锁,围剿游击队。对来犯之敌,游击队进行了坚决还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再加上孤军作战,损失严重。

为保存这支红色革命武装队伍,山西特委指示晋西游击队缩减人员,实行战略转移,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当游击队领导人征求马佩勋去留的意见时,他当即坚定地表示:“革命不成功,我决不回家!”

既是战斗英雄又是工会干部,奋战陕甘,蒙冤入狱初心不改:“党是我的救星,我离不开党组织!”

晋西游击队减员后,包括马佩勋在内的30名红军骨干每人扛枪两支,穿过人迹罕至的深山、攀爬过陡峭的绝壁,行军100多公里,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星夜兼程,向黄河岸边行进。

1931年9月初的一天夜里,在石楼县沿黄群众的羊皮筏子的摆渡下,游击队员渡过滔滔黄河,进入陕西清涧县白家川,受到中共陕北特委和群众的欢迎。晋西游击队在陕北经历了大大小小多次战役,于同年11月中旬,在陕甘边的南梁堡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红军部队胜利会师。

会师后的晋西游击队,在陕北特委、陕西省委的先后领导下,参加了营盘山、瓦窑堡、三合镇等十多次大的战斗;后被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的主力。

晋西游击队在陕甘地区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震慑了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阶级,唤醒了广大劳苦群众,为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人民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战火中纵横驰骋的马佩勋也立下了赫赫战功,由尖刀班班长升任分队长、中队长、团政委,成了一名在晋陕甘革命根据地叱咤风云的战斗英雄。

他曾在甘肃南梁率部袭击敌游击司令车奉夫的部队,徒手解决了车奉夫司令部和南梁堡民团,组建了南梁游击队。他曾奉命带一个分队坚守大部队存放粮食、战利品和驻扎修械所的薛家寨,使敌不敢轻举妄动。他还曾带着仅有两支土造枪的数名游击队员深入佳县地区,组织了木头峪暴动,抓捕了民团团总,缴获枪支、钱财,成立了陕北游击四支队,创建了吴堡、佳县、绥德交界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7月,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马佩勋领导创建了陕北特委特务队、二支队、三支队、抗日义勇队、四支队,在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谁能想到,1935年10月初的一天,刚刚带队取得崂山战斗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风尘仆仆从战场上下来的马佩勋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与刘志丹等20多位营级以上指挥员一同被关进了监狱,戴着脚镣手铐接受严刑拷打的“审查”。直到10月下旬,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马佩勋、刘志丹等同志才得救。

大难不死,马佩勋恨透了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对党组织毫无怨言、忠贞不二。一出来,他就立刻接受组织分配,到中央西北局任工会干事,满腔热忱地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他说:“党是我的救星,我离不开党组织!”

马佩勋一生两次蒙冤入狱,第二次是 “文革”期间进 “牛棚”4年多。但他初心不改,信念如磐,对党的忠诚坚定依旧。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出狱后,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说:‘佩勋,你在兵工厂搞过工作,我们缺这种人,分配你到西北执行局搞工会工作。’”这是马佩勋第一次结缘工会工作,受新组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直接领导。

马佩勋对陕北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制定了开展工运的方针和政策。根据陕北雇农多、产业工人少的情况,马佩勋提出了组织雇农小组,签订劳资合同。劳资合同规定,不许打骂、虐待雇佣工人和雇农;限制地主、资本家剥削,改善工人、雇农的生活。这些政策施行后,对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培养骨干、扩大游击战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年底,蒋介石与日军勾结,推行反攻灭共的反动政策,调集重兵围攻陕北。中国革命处于极其困难时期,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

为给红军东征作准备,在西北局干工会工作的马佩勋受刘少奇同志委派,兼任永坪兵工厂委员长,领导炸弹厂、造船厂、机修厂和被服厂等工厂制造枪支、渡船等。工人出身的马佩勋很快与工人们打成了一片,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写成了《工人生产情况调查报告》,受到刘少奇同志的高度称赞。

不久后,马佩勋又被派去东征红军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地方工作委员会工作,短短几个月,在吕梁山区的双池镇一带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并前后组建4支游击队,为部队扩军千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部队,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用卓越的工作成绩证实了自己对党的耿耿忠心。

1936年6月下旬,东征红军胜利回师陕北后,马佩勋在陕北省总工会担任委员长,负责陕北全省的工会工作;不久又出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代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马佩勋出任中共晋西特委书记,担负起开辟晋西地方抗日工作的重担。当时的晋西特委,实际上就那么七八个人,但在马佩勋的领导下,每个人都像一把火炬,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烈火点燃到哪里,当地的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支前、参战的热潮也就高涨起来。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进攻新军,“晋西事变”爆发。马佩勋奉命率决死二纵队一个营护送中共中央千余后方人员转移太岳区,并先后任太岳军区分司令员、地委书记,吕梁军区分区司令员、政委、地委书记,临汾军区司令员,晋南中心分区司令员等职,在建军、建政、土改等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1945年4月,马佩勋还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省总工会到全国总工会,投身工运,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干革命,就要党让干啥就干啥。”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马佩勋作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和山西省委委员,参与了省委、省政府的组建,并出任山西省政府劳动局局长。

随着省委、省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工业建设方面,工会工作越来越重要。1951年4月,马佩勋上任山西省总工会代主席、党组书记,全身心投身工运事业。1951年6月—1952年7月,他还兼任太原市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

山西省委会议提出,为了恢复和发展工业,必须做好工会工作,组织全体工人阶级,团结职工,依靠他们的觉悟性、组织性、创造性搞好生产;必须贯彻工厂管理民主化原则,解决好党、政、工三方面的关系,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调动其劳动生产积极性;必须沟通城乡关系,加强城乡联系,解决工业生产上原料不足、销路不广的问题。

针对山西当时大部分企业是私营中小企业的现状,马佩勋认为工会工作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要维护企业雇主的利益,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政策,防止对企业雇主非法侵害。这样才能把工人和雇主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支持国家建设,有步骤、分阶段逐步完成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马佩勋的直接领导下,1951年8月中国店员工会山西省筹备委员会(商业工会)成立了,下设金融、贸易、合作系统和私营商业服务业工会。1953年前后,中国建筑工会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中国搬运工会太原市筹备委员会(公路运输工会)……先后组建十多个行业工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极大地规范了工人运动,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保障了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恢复经济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3年3月,随着山西省工业劳动模范会落下帷幕,马佩勋在全国总工会干校3个月学习期满后,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会副主席。第一机械工业部下辖重型机械、动力机械、通用机械、机车车辆、电工器材、电动机、拖拉机、机床、汽车、船舶等重工业产品制造部门。

在这个岗位的4年多时间,马佩勋十分繁忙,既要深入基层了解并解决工厂和工人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又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工人们鼓气加油;作为全国总工会第八、第九届执行委员,多次参加全总领导工作决策;作为全总代表,出席了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参与协商国家大事,为新中国的工运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1953年7月15日,新中国第一座汽车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工庆典仪式上,马佩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由衷地为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成立感到高兴,鼓励全体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爱岗敬业,多快好省地投入工厂的生产中去,为国家多造车、造好车。

其间,马佩勋还参加了1955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机械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出国访问团中,作为团长分别率团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多个国家,还应邀出席了苏联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庆祝和观礼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了解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做好工会工作的迫切性。

1956年前后,东欧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暗流涌动,国内西藏、新疆的形势日趋紧张。马佩勋主动响应国家的号召,到边疆艰苦的地方去,为当地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遂于1958年调往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系统任领导17年,离休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作为老一辈革命家,马佩勋始终不渝地听党指挥,保持对党的绝对忠诚。他说:“干革命,就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始终保持严于律己、无私奉献、不谋私利的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他的爱人和子女都是工人,他说:“当工人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当工人出身!”

【思考】

90年前,年轻的马佩勋走出工厂,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战争年代,参加晋西游击队,征战吕梁山、驰骋大陕北,功勋卓著,并先后在中央西北局任工会干事兼永坪兵工厂委员长、陕北省总工会委员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投身工运,作为山西省总工会代主席、党组书记,领导组建了商业、运输等十多个行业工会,团结动员广大产业工人,保障了全省恢复经济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3年7月后,他当选为全总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会副主席,全总第八、第九届执委,多次参加全总领导工作决策,还作为全总代表,出席了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参与协商国家大事,为新中国的工运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马佩勋,已成为我国工运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记者陈秋莲)



来源:山西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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